广东，6月30日，傍晚6点27分。杨惠英刚刚平抚好心情，准备从她所在的民办幼儿园出发去做家访。12分钟前，她和园里另外3位幼师被园长叫到办公室，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顿训斥，还被扣了钱，理由是：没有完成招生指标和92%的“定位率”。

今年幼儿园的招生季，她被“招新”和“留存”这两件事情搞得苦不堪言。“招新”要求每位主班老师每个月必须招两名新生；“留存”要求老师提前催缴老生9月的部分学费，并把这部分学费折算成比例，取名为“定位率”。杨惠英的班里共有学生30名，按照幼儿园92%“定位率”的规定，她必须要在9月开学前，收齐至少28名学生的部分学费。

为了这份工作，杨惠英每天给老生家长拨打十数个电话、不停地家访，游说他们把钱交过来，还恳请亲朋好友、学生家长，帮她转发和宣传，到处“撒网”，结果还是“新生招不来，老生留不住。”

(相关资料图)

杨惠英所在的这所幼儿园，五年前，生源充足，且因为价格合理，教育质量相对较好，在当地颇有点名气，每到招生第一天，多的是提前排号报名的家长。而现在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同样的场景也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幼儿园上演。

6月24日，浙江省一座下辖县的四所公办园招生工作结束。其中一所公办幼儿园园长说，“往年每一所幼儿园都需要摇号。但是今年，有三所幼儿园没招满，包括以往摇号摇得非常热闹的两所公办园。”

6月初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以往老城区中不屑于做宣传的幼儿园，今年破天荒地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招生宣传，包括公众号、抖音以及本地视频号等。

出生人口在经历2016年、2017年两次高峰后，逐年递减至2022年的956万。与此同时，适龄儿童的减少，也让幼教行业面临挑战。根据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仅2022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就减少了5610所。眼下，越来越多的幼儿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积极寻求改善措施。

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监事长马学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，幼儿数量的减少会导致一批幼儿园“关停并转”。在整体供过于求的背景下，竞争将持续加剧，无论是公办园还是民办园。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发展的一定是一批有特色、有质量的幼儿园，这既是园所之间竞争的需要，也是国家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要求。民办幼儿园要积极应对难关，化危为机，提高质量，办出特色，适需发展。

小早的选择

7月5日，小早和她的孩子一下子收到3所幼儿园录取通知。

一个月前，她给孩子报名了北京大兴区、朝阳区的四所幼儿园。小早在北京有两处房产，分别位于朝阳和大兴区。

她没有想到位于她家附近，往年名额颇为紧俏的公办幼儿园会给她发放录取通知书。此前，她被这家幼儿园告知：“一定要早点来报名，因为对应的小区是个‘大小区’，里面有2000多户，而今年幼儿园只招收四个小班，名额特别紧俏。”

她的一位朋友的孩子更幸运，收到了北京市第一幼儿园的通知书。吴小早说，“那可是北京一幼，之前根本不敢想的，今年因为朋友的‘四老’房产在划片内，结果她的小孩也被录取了。”

十年前，好一些的公办幼儿园不仅与孩子父母的房产挂钩，父母们还需要在正式招生前几个月，参加必要的咨询，达到一定的标准，甚至在报名过程中，家长是否为教职员工也成为录取批次的加分项。

期望自己的孩子进入有点名气的民办或双语幼儿园的家长，也经常性地会收到校方“至少需要提前一年参加本校早培班，否则很难入园”的提醒。这些早培班曾经价格不菲，每年学费普遍高达万元。孩子还未入园，家长就要先奉上上万元的“占坑费”。

这些场景，让曾经陪姐姐给孩子报过名的小早印象深刻。但今年轮到自己孩子时，一切都变了。“私立园不但没有早培班，提交信息后隔天就接到了幼儿园打来的电话。公立园的排队，也没有之前那种需要前一天晚上搬着板凳熬夜占位置的事情了。”

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2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为4627.55万人，比上年下降177.66万人。受适龄儿童减少影响，全国多地出现幼儿园发布补录补招的信息。四川成都市仅金牛区，2023年有50所公办幼儿园发布补录公告。在吴小早收到录取通知的当天，北京朝阳区朝莘幼儿园，也发布了招生补录公告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小早觉得挺好。孩子选择多了，幼儿园的态度也好了不少。对于孩子的最终入园选择，她更加审慎，“会再想想，家里正在考虑，要不要给孩子找一家有外教的双语幼儿园。”

园长的困扰

张春霞是一位公办园的园长，51岁的她在浙江省下辖的一座县城里工作了20余年，一直没离开过这座县城的幼教系统，一路从民办园考入体制内，又从乡镇幼儿园园长逐渐升任至县城幼儿园园长。

过去多年，在张春霞的认知中，县城中的四所公办园，让包括她在内的4个校长，在招生工作中成绩斐然，“年年招生满员，需要通过摇号来筛选报名的学生”。

以往，四所公办园每年会把报名学生分成一、二、三类进行招生，一类学生不需要摇号；二类学生数量最多，需要摇号分配；剩下的属于第三类学生，但这类甚至无法参与摇号，因为一类二类学生就已经超量了。

和这座县城其他同行一样，她发现今年符合一类二类条件的学生数量大幅减少了。张春霞说：“最后只能通过摇号，招收第三类学生进入幼儿园。”

其余三所公办园的招生结果同样不甚理想。其中一所原计划共招生一百二十五名，最终只招到了一百零几位。其中两所都是往年的热门学校，包括一所当地中心园。“公办园生源紧张现象已经来临。”张春霞说，“我们本来应该说没有什么危机感，但是从今年阳光招生的结果看，学生数量比预想中的大大减少。”

过去两年间，这座县城已经撤并了多所幼儿园，张春霞连同其余三所幼儿园的境遇已不算糟糕，“有财政兜底，编制内的教师工资没有拖欠，对家长的收费，也属普惠性质。”而她的姐姐一手创办的村办幼儿园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

在姐姐办的幼儿园关停前，园内幼儿数量已经从最高95名滑落到只有30名幼儿，“学费已经不足以支撑幼儿园的持续运转了。”此前，这座幼儿园一直围绕附近几个村庄招生，大中小三个年级招生人数稳定在百人左右。在张春霞看来，姐姐幼儿园的关停，一方面有出生率滑落，有生源的因素；另一方面，也有家长想追求优质教育，舍近求远地去县城里环境更好的公办幼儿园读书的因素。

6月20日，在距离该县不足50公里的另一所公立幼儿园，园长范敏正在招生现场用发“朋友圈”的方式督促家长尽快到园区提交资料。这些内容，她从招生开始时，持续发到了线下审核阶段。

范敏说，以往6月初招生方案出来后，不用宣传，就会接到大量家长的来电，询问方案上的步骤进行网上报名、填选志愿、然后再到现场审核，最终摇号录取。但今年，到现在为止也只完成了88％的招生量。

为完成招生任务，范敏率领教职工，把园内所做的招生活动、最新动态，通过公众号发布了出去，但显然宣传力度还是不够。范敏认为今年还能勉强应付，但明后年就不好说了。“明年只能加大投入去竞争了。”

范敏说，幼儿园没办法自负盈亏，需要财政补贴，目前园里有四十几名教职工，实际上有编制的才有10位，政府只发这部分职工的工资。其他30多位教职工都要靠学费收入来支付，现在一年不到200万元，连职工工资都不够。其他的开支就更缺少资金，只能靠财政补助。

范敏认为值得庆幸的是“有政府兜底，总会有一定的保障。目前政府没有拖欠过编制内的教师工资。但一般由劳务外包公司派遣的幼师，遇到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，需要由外包公司先行垫付。我们就会欠劳务外包公司的钱。”“后续生源持续减少，我们不排除会解聘一批幼师。因为用不了那么多人，老师只能另谋职业或转行了。”范敏说。

谁会被淘汰

由梁建章、任泽平等专家共同完成的《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》显示，我国出生人口，预计在2023年下降到900万左右，2025年还会继续下降，达到800万，到了2027年，则会降至700万左右。适龄儿童的减少，让民办幼儿园率先成为“重灾区”。

在今年，范敏承接的报名儿童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来民办幼儿园的生源。过去几年，由于县里政策鼓励“双普创建”，对“小散差”幼儿园予以停办。包括她所在幼儿园周边的十余所民办园，大部分在这次行动中“消失”了。

大量民办园的关停，给了范敏这些公办园一些额外的活力。但同时，县里又新增几所公办园，致使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。范敏说，“生源都是这几个街道的孩子，公办幼儿园又很多。以前是家长选了某所公办幼儿园，不一定进得去。以后学生越来越少的话，就变成了家长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张春霞和范敏都认为，面对0-3岁托位缺口较大、3-6岁幼儿园学位过剩这一现状，包括张春霞、范敏在内的幼教从业者，认为“托幼一体化”可能会是未来一个趋势。

张春霞说；“公办园优势首先是环境好，硬件设备都是按照省一级幼儿园的标准去配置，民办园自收自支很难与公办园比拼，而且公办园在师资配比等方面也明显优于民办园。况且，家长对价格最敏感，公办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，学费比民办幼儿园低。”张春霞所在幼儿园的学费是460元/月，外加1000元一个学期的伙食费。

“从收支来说，有些民办幼儿园已经撑不住了。”张春霞与县里为数不多的几所民办园园长交流过，他们都说“真的不想办了，办不下去了，但又没有退路。”

“那些园长基本也都四五十岁了，让他们去找第二职业很难。有的人是对幼教有一份喜爱，所以还在咬牙坚持着。”张春霞说。

马学雷曾经做过一次估算，按照2016、2017年每年出生人口1700万计算，现在每年900万的人口出生数量，减少了近一半，现存幼儿园学位数量已经过剩，一批幼儿园关停倒闭是不可避免的。公办园现存学位数量，到2024年，也就是“十四五”规划末，可以满足86%的应入园幼儿的学位需求，如果民办园办不出质量和特色，孩子更愿意去公办园的话，届时民办园的学位空置率将达到81%。

他也呼吁过，“不要再扩充公办幼儿园数量，国家财政负担很重。民办教育是教育的有益补充，民办幼儿园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，有一批有质量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，是人民满意的教育，应该给与空间和支持。”

开设托班

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明确，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底的1.8个提升至2025年的4.5个。面对0-3岁托位缺口较大、3-6岁幼儿园学位过剩这一现状，包括张春霞、范敏在内的幼教从业者，认为“托幼一体化”可能会是未来一个趋势。

张春霞说，“在学生减少的情况下，民办园转型办托班也许是唯一的出路。因为在我们当地公办幼儿园还没有开设托班，但家长对此又有需求的情况下，民办园可以把招收学生的年龄往下降。现在卫健系统也在鼓励办托班、托幼，民办园转型做托班，还能有些补助。”

上述黑龙江牡丹江市公办园主任告诉经济观察报，今年园区加大了媒体、APP的招生广告投放力度，公众号、抖音、本地视频号等都有投放。他们今年也尝试设立了“托班”，准备借着国家对“托幼一体化”的支持，从托儿所招生开始，解决未来的幼儿园生源问题。“因为托班的孩子，年龄基本只有2岁，他们可以在这里连续上4年或4年半幼儿园，成为我们3-6岁阶段生源的储备。”上述公办园主任说，但开设托育班的师生比的要求，通常按照1:3、1:5、1:7的比例，比幼儿园需要更高的老师配比。“我们这里三岁以下的宝宝管理费是520块钱，按这个师生配比，人员开支不好保障，所以能开设托班的幼儿园，还不是很多。”

而眼下，民办园转型与否对杨惠英而言并不重要。她还在纠结，即使招生季达到考核标准，也不意味着不会被扣钱。杨惠英说：“现在幼儿园已经‘小学化’，小朋友要学拼音、学写字、背古诗，园里每个月会对教学情况进行考核，如果不达标，老师还是会扣钱。”

她工作5年，从配班老师的月工资2500，加绩效，到现在升任主班老师的月工资3000多元，加上扣工资，“说是给你涨了，但其实到手工资还是那么多。”与5年前不同的是，她现在，经常都要加班到深夜。